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的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开始实现民主革命纲领和统一战线的重大胜利。但是，由于国民党内部各派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对国民革命运动所抱的目的也不同。左派代表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彻底扫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统治的国家；中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推倒北洋军阀之后，建立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右派代表地主买办阶级的利益，企图利用工农的力量，由自己取代北洋军阀建立地主买办阶级的统治。因此，围绕着坚持还是反对国民党一大的政治纲领，坚持还是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中国共产党人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国民党的中派，与国民党右派展开激烈的斗争。
广州是国民革命运动的策源地，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右派的主要领导人物相对集中的地方，因此，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右派在这里的斗争表现得更为尖锐和复杂，其斗争的结果对全局影响重大。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特别是在省港大罢工的斗争中，广州无产阶级充分显示出自己的力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国民党内部发生了新的分化。在国民党内享有极高威望、坚持国共合作的孙中山逝世后，这种分化大大加速，并且日益公开化了，除原有的老右派外，又出现了新右派。
国民党新右派的形成，以戴季陶主义的出现为重要标志，其反动理论亦以戴季陶主义最有系统，影响最广，危害最大。1925年六七月间，戴季陶以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自居，先后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系统地阉割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的革命内容，鼓吹阶级调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要求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党员”。戴季陶的理论成为当时国民党新右派分裂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进行反共活动和篡夺革命领导权的理论依据。
戴季陶主义的出现，很快引起了广州共产党人的重视。为了肃清戴季陶主义的影响，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谭平山、周恩来、毛泽东、萧楚女等共产党人联合国民党左派，对戴季陶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响导》杂志社特别出版了瞿秋白的《反戴季陶的国民革命观》一书，批驳戴季陶反对国共合作的谬论，中共广东区委在自己开办的国光书店大量发行，扩大宣传和影响。中共广东区委还发表宣言，指出戴季陶主义的实质是“对于孙文主义作反革命的曲解，阉割其革命要素，使孙文主义不成为革命的利剑，而成为研究室里无声息的道学”，其目的是要“分裂国民党及国民革命运动。”①
二、肃清内奸运动与清查暗杀廖仲恺案
在戴季陶主义出现的同时，国民党右派分子邹鲁、孙科、伍朝枢、邓泽如、吴铁城、胡毅生、林直勉等人在胡汉民家里连续聚会，攻击国民党的左派领袖廖仲恺，污蔑他“被人利用，祸害国民党”，并散布种种谣言，秘密策划反革命事变，企图搞垮廖仲恺。国民党右派的阴谋很快为中共广东区委觉察，并即向国民革命政府提出忠告，主张对他们采取断然措施。8月11日，中共广东区委组织发动广州各界群众共5万多人举行统一广东全省运动大会，并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愿，要求“肃清境内一切反动势力，驱除一切卖国分子，为全国人民除害。” ②但是，国民政府对事态的严重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对广州共产党人的忠告未予以足够的重视。而国民党的右派分子则狗急跳墙，竟收买凶手于8月20日对廖仲恺下了毒手。
廖仲恺被刺案发生后，广州的共产党人一致认为：“这是国民党右派有计划的阴谋，这是反共的一个讯号。”③中共广东区委和团广州地委紧急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掀起一个广泛的宣传运动，给国民党右派以有力的回击；并通告各支部，凡由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主持的团体立即召开大会，宣传廖仲恺的生平事迹，进一步团结和动员国民党左派与右派作坚决的斗争。中共中央派驻广州指导工作的罗亦农指出：“廖仲恺之死固然是国民党的巨大损失，但是国民党诸领袖假若乘此机会有肃清反革命的决心，未始不能使国民党开一新局面。” ④由于中共广东区委的大力推动，广州地区悼念廖仲恺、肃清内部反革命分子的群众运动迅速展开。周恩来撰写了《勿忘党仇》、《沙基惨案与党代表之死》等悼文，称颂廖仲恺是孙中山“革命志愿之继承者”。“最近几次反帝国主义运动廖先生更是唯一的急先锋”。恽代英也在《中国青年》撰文，赞扬廖仲恺是国民党中“最急进最不妥协”的领袖。8月26日，广州工、农、商、学、兵各界5万多人举行集会，哀悼廖仲恺，要求国民政府缉拿、严惩凶手，肃清内奸，以实现广东的和平统一。大会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邓中夏主持，他指出：“廖先生之死，是死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反革命派军人官僚政客之手，是为广州商、工、农、兵各界人民利益而死，所谋杀廖先生的是我们全广州人民的敌人”。他号召各界群众团结起来，“替廖先生复仇，肃清反革命派，谋广州的和平。” ⑤
在中共广东区委和革命群众的支持下，广州国民政府组织了有周恩来、杨匏安等共产党人参加的“廖案检察委员会”和“廖案审判委员会”，逮捕了林直勉、胡清瑞等主谋暗杀廖仲恺的国民党右派分子，驱逐了国民政府内部公开的右派分子胡汉民、许崇智等人，并解除了粤军魏邦平、梁鸿楷部的武装，给广州的国民党右派势力以沉重的一击。
三、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的斗争
暗杀廖仲恺的事件发生不久，国民党内的一批老右派分子邹鲁、谢持、林森、张继等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非法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形成“西山会议派”。这个非法会议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等反革命决议案，宣布开除李大钊、谭平山、瞿秋白、林伯渠、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党籍。
为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中共广东区委积极团结国民党左派，动员组织革命力量，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击“西山会议派”分裂国民党中央的行为。毛泽东任主编的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政治周刊》，更是旗帜鲜明、连篇刊载讨伐“西山会议派”的文章。国民党广东省各级党部纷纷发表通电或宣言，谴责“西山会议派”。毛泽东还撰写了《北京派会议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最后的工具》、《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等一批战斗檄文，在《政治周报》上接连发表，深刻地揭露了“西山会议派”反苏、反共和分裂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反动本质。12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一届四中全会，指出邹鲁、谢持、张继等以个人名义召开的所谓中央全会是非法的；取消李大钊、谭平山等9名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资格及其党籍是分裂革命的行为，并决定于1926年1月1日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严肃处理“西山会议派”。
在“西山会议派”公开分裂革命统一战线的同时，广州的“孙文主义学会”也积极配合，遥相呼应。12月27日，“孙文主义学会”骨干分子200多人在魏邦平家中召开“孙文主义学会”成立大会的预备会议，决定在29日公开举行成立大会，并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拟定了21条实质上是反对共产党的口号。会议还决定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4项决议案，公开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l、凡国民党员不准加入其他的政党。2、跨党党员应无被选举权。3、凡国民党员不能宣传其他主义及政党。4、以上3条由学会名义提出，由中央秘书处提交全国代表大会，如果大会不接受，则用手枪对待反对人。”
显然，“孙文主义学会”是要在国民党二大中掀起一股新的反对共产党和排斥共产党人的逆流。为此，中共广东区委迅速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一致认为，在这一重大的原则问题上，“绝不能与他们妥协或让步，一定对他们取进攻的政策。” ⑥同时，制定了五项相应的具体策略：1、不能让“孙文主义学会”单独举行示威游行，要按原定的计划，在1926年元旦共同举行“庆祝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示威游行。”2、游行要增加“反对西山非法会议”、“拥护广州中央”、“反对上海假中央”、“拥护广州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拥护省港罢工条件”等5个口号。3、在国民党二大上，不准他们用“孙文主义学会”的名义提出各种议案，只准他们由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提出。4、对于他们的提案，要由“孙文主义学会”和共青团及国民党左派代表共3人，加上汪精卫1人，共同组成特别委员会议定后，再提交代表大会解决。5、由中共广东区委和团广东区委迅速下达全体党团员动员令，制止所在单位的群众参加原定的元旦示威游行。⑥
由于中共广东区委采取了坚决有力的措施，迫使“孙文主义学会”不得不接受了上述前4项办法。这一场斗争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广州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嚣张气焰。
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夕右派分子一连串的反共活动充分表明，国民党内左右两派的斗争不可避免，且势必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而日益尖锐。因此，在国民党“二大”中能否确立左派的绝对优势地位，是这次大会成败的关键问题。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和周恩来、吴玉章等人经过反复研究，确定在这次大会上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策略，计划由大会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党籍，争取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占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⑦中共广东区委还发表了《对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自国民党一大后，“国民党中的右派分子对于工农运动不是明白的反对，即是暗中的破坏。”因此，这一次大会的责任，是要“决定对于破坏工农运动的党员给以严厉的处罚。”宣言还希望这次大会能使“国民党在左派领导之下发展成为一个群众的政党，能使广东的革命基础扩大到全国。”可见，中共广东区委已采取措施，改变以前与国民党右派斗争中被动应战的地位，决定在国民党“二大”中主动向右派出击。
1926年1月1日，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参加大会的代表共256人，共产党员约占五分之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在大会中占压倒的优势，实现中共广东区委原定计划是完全有保证的。但是，由于陈独秀、张国焘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对形势作了过于悲观的估计，认为1925年冬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失败后，全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因而指示广东区委“在统一战线方面执行让步的策略”，不仅不同意广东区委的计划，而且还在上海与戴季陶等人妥协，让大批右派分子回到广州参加大会，尤其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的问题上，要向右派分子作出让步。这种无原则的让步遭到中共广东区委以及吴玉章等共产党人的坚决反对，因此，大会并没有完全按照陈独秀的意图进行。大会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和《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明确指出了西山会议纯属违法，是破坏国民党的反动行为，对参加西山会议的右派分子分别给予开除党籍或警告的处分。但是，在选举时则因受陈独秀让步政策的影响，结果，选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36名委员中，共产党员只占7名；中央监察委员会的12名委员中，右派分子占绝对优势。戴季陶、孙科、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邓泽如等右派分子被选进了国民党中央领导机关。蒋介石原来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并不高，国民党一大时还没有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而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当选为中央执委委员，随后又被选为常务委员。在国民革命军内，他原来只是一个军的军长，这时又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监。一大批右派分子进入了国民党中央领导机关，给国民革命事业留下了严重的隐患。
陈延年等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人对陈独秀的右倾妥协退让政策十分不满，国民党“二大”后，即给中共中央写了报告，指出陈独秀等人的做法不当，强调对国民党右派必须采取进攻的策略主张。但是，陈独秀拒绝了中共广东区委这一正确的意见。① 《中共广东区委、团广东区委为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宣言》1926年3月12日。
② 《对外协会请愿书》，见《广州国民日报》1925年8月12日。
③ 见《包惠僧回忆录》第183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出版。
④ 罗亦农：《廖仲恺遇刺前后的广州政局》，载《响导》第130期。
⑤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27日。
⑥ 《团广州地委12月份政治报告(第二号)》，1926年1月5日。
⑦ 周恩来：《关于1924至1926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1943年春。四、与蒋介石夺取革命领导权阴谋活动的斗争
陈独秀的退让政策，助长了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嚣张气焰。张静江、陈立夫等右派分子纷纷云集广州，同蒋介石沆瀣一气，积极地进行挑拨国共两党关系的阴谋活动。1926年3月20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发动了旨在反对共产党、篡夺国民革命军领导权的“中山舰事件”。他们诬指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调中山舰到黄埔军校是叛变行动，宣布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并逮捕了李之龙等共产党员，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监视和软禁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并强迫他们退出第一军。2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蒋介石提出的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排除共产党人的提案。原来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汪精卫被迫称病去职。
蒋介石通过策动“中山舰事件”，以图达到夺取国民党最高权力的目的，但他这时羽翼尚未丰满，还没有足够的力量立刻同共产党分裂。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6个军中，有5个军的军长同蒋介石存在不同程度的矛盾，蒋介石当时直接掌握的只有第一军，而在第一军中共产党员有很大的影响。在广州及附近，还有共产党直接掌握的叶挺独立团，有2000多工人纠察队员和10多万有组织的工人。因此，蒋介石采取行动后，很快又释放了被捕人员，发还所缴枪械，表示这次事件只是一种“误会”，“自请从严处分”。然而，蒋介石通过策动“中山舰事件”，为夺取国民党最高权力铺平了道路。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中共广东区委认为：这一事件表明国民党的新右派已经抬头，并篡夺了军权，转向反革命，开始打击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陈延年、周恩来、毛泽东等人分析了当时广东的形势后认为，“蒋介石政治上很反动，应该给予反击或把他搞掉。”①为辟当时“国共分裂”的社会传谣，表明共产党坚决维护革命统一战线大局的鲜明态度，中共广东区委发表了《给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及广东人民的一封公开信》，指出：“这一种的造谣是分裂国民革命势力，破坏国民党，推翻国民政府，危害广东和平统一的一种阴谋”，号召“革命领袖与一般革命的群众起来，打破敌人此种阴谋，并且一致团结起来共同奋斗”。中共广东区委还向中央及时报告了广州的政治情况，重申对国民党右派应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主张，指出：“向国民党右派进攻，可以巩固我们同左派的联盟。” ②但是，陈独秀、张国焘等部分中央主要领导人再次拒绝接纳中共广东区委的意见，反而强调“我们的力量不足以镇压蒋介石”，“主张采取退守——让步的策略。”③由于一再退让，蒋介石及国民党右派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势力便进一步膨胀起来。① 《聂荣臻回忆录》(上)第48页，战士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②③《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7年4月19日。
五、陈独秀让步政策对广州革命形势的影响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的进一步的目标就是要夺取国民党党务方面的领导权，于是，他先后电邀邵元冲、叶楚伧、曾养甫、陈果夫等国民党右派分子到广州，在各要害部门中安插自己的势力。1926年5月15日，蒋介石以“消除疑虑，杜绝纠纷”为借口，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抛出了“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等等，进一步排斥、打击共产党人。陈独秀极力主张接受蒋介石这一提案，并派彭述之、张国焘两人到广州指导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在党团会上讨论是否接受“整理党务案”时，讨论了7天仍未达成一致意见，最后，“张国焘用了非常不正派的办法要大家签字接受。” ①由于陈独秀等人的一再退让，使共产党人原在国民党中央的几个部长位置丧失了，而蒋介石、顾孟余、甘乃光分别当上了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农民部长。蒋介石等右派人物在国民党中央占了绝对的优势。不久，蒋介石又当上了国民党的军人部长和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从而垄断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此后，国民党右派利用手中的大权，借口“一切为了北伐战争”，进一步限制广东工农运动，极力控制和分化群众组织。在学生中，国民党右派控制的“士的党”(英语译音，手杖之意)，在广州市学联中制造分裂。在妇女界，他们操纵“女权运动大同盟”，与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协会”相对抗。在工人方面，反动的机器工会召开所谓全省代表大会，发表反共宣言，与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广州工代会争夺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在农村，国民党右派更与地主豪绅、不法军队相勾结，造谣攻击农民运动以致杀害农民运动积极分子。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在广州面临着分裂的严重危机。
广州地区的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对国民党右派打击共产党人的“整理党务案”表示愤慨；对广州国民革命运动的前途表示忧虑。5月23日，中共广东区委发表了《对于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宣言》，揭露“帝国主义者及一切反革命派百般阴谋，破坏革命势力，尤以国民党为其破坏之主要目的物”，他们的破坏方法，除了军事进攻，就是“散布谣言、离间挑拨以图酿成革命势力内部分裂”，号召“革命势力团结起来，打倒反革命的分裂阴谋。”6月10日，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张太雷在《人民周刊》上发表了《到底要不要国民党》一文，继续揭露国民党新右派排斥中国共产党人的阴谋。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对“整理党务案”中的一些无理规定进行了抵制。当黄埔军校的中共组织请示广东区委要不要按“整理党务案”的规定，将校内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交出时，陈延年斩钉截铁地回答：“一个都不要向国民党表态，尤其是一向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人，更应保持常态，不要理采国民党右派的无理要求。”②共青团广东区委向团中央报告了广东的政治局势，并指出：“现在广东反动势力已形膨胀，形势非常急迫，将来必有一次爆发。”③
中共广东区委还领导工农群众同国民党右派破坏革命运动的阴谋进行斗争。7月16日，在刘尔崧的领导下，广州工代会召集172个工会的代表共2000多人向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要求惩办杀害工人的凶手，解散黄色工会，并将杀人凶手陈森扭送公安局严办。8月17日，广东省农民协会召开执行委员扩大会议，中共中央代表瞿秋白、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农讲所所长毛泽东等先后到会发表了演说。会议提出：农民有武装自卫之权；动员各地农民反击地主豪绅的进攻。会议期间，中共广东区委发表了《共产党致农民扩大会议书》，号召全省农民在省农民协会的旗帜下，“一致团结，以谋达到抑制反革命势力，实现农民最低要求的目的，并进而为完全的解放”。会后，由彭湃任总领队，率全体代表及市郊农民1000多人举行示威游行，并向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请愿，要求严惩破坏农民运动的罪魁祸首。
1926年11月，中共广东区委根据形势的变化，在给中央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广东现在是要经过一个新军阀统治时期，这种新军阀较旧军阀更厉害些，他会压迫一切民众运动”，“我们对付新军阀自然不能如对付旧军阀一样很简单的喊打倒他；但是也不能希望他能成个左派，能够长期与我们合作”，因此，我们应该准备力量，“强固民众的势力”，以便在“将来绝大冲突”到来时，“就应用工、农、商、学联合的势力去打倒他。” ④这就是说，当国民党新右派抛弃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危害革命的种种迹象日益明显时，共产党人应当在精神上和实际行动上有所准备，不应因害怕他们冲突而一味妥协退让。
中共广东区委的意见原则上是正确的。但由陈独秀、彭述之占领导地位的中共中央却认为这种主张是一个“极大的，极危险的根本错误”，“将发生极大的恶影响” ⑤，必须坚决加以纠正。因此，尽管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后，中共广东区委领导全体党员和广大革命群众，对国民党右派分裂革命统一战线，破坏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的阴谋活动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但是，由于中共广东区委对国民党右派主动进攻、巩固与左派的联盟这一策略主张遭到了陈独秀等中央领导人的反对，而蒋介石又垄断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因此，广州共产党人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击只能是局部的，并且总是处处被动应战。与此同时，广东的国民党右派势力却日益膨胀，在革命统一战线内部不断挑起事端，制造分裂，致使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的革命群众运动日渐进入严重困难时期。 ① 周恩来：《关于1924年至1926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1943年春。
② 饶来杰：《回忆中共党组织在黄埔军校的活动情况》。
③ 《团广东区委关于5月份活动情况报告》，1926年5月26日。
④ 《粤区政治报告(二)》，1926年11月23日。
⑤ 《中央致粤区信》，1926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