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夏秋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入侵中国，国民党继续采取妥协投降的卖国政策，广州的青年学生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而日渐觉醒，在中共党员和进步分子的组织下，中山大学和部分大中学校一批进步学生先后成立了“中国青年抗日同盟” (简称“中青”)、“突进社”等秘密组织，为响应北平“一二九”运动及重建党的组织，作了准备。
“中青”，是王均予在1935年7月从上海到广州后发起组织的。王均予原在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出版部负责党的地下发行工作。因工作关系，他于1932年与广州勷勤学生麦蒲费建立了通讯联系。1933年，他主办地下刊物《时代文化》，并在广州建立了由麦蒲费领导的《时代文化》读者会。《时代文化》在 1934年停刊后，经党组织同意，王均予把上海《时代文化》读者会改为中国青年同盟。1935年上半年，上海的党中央派出机关中央局(临时中央机关1933年1月从上海迁入中央根据地)被敌人破坏，王均予因所在部门同上级机关失去联系，难以在上海继续立足，便转移广州。他到广州后，找到了麦蒲费，将广州《时代文化》读者会亦改名中国青年同盟。
“中青”于1935年8月始建，4个月后，在广州各主要大、中学校及广州外围的东莞、中山、新会、高要、石井等地都建立了组织，总人数为140多人，其中广州为100人左右。盟员绝大部分是青年学生，少数是社会职业青年，也有个别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在王均予的领导下，“中青”团结教育青年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革命报刊，研究时事政策，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动员和组织广大青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中青”实际上是共产党的外围秘密组织。
“突进社”于1935年10月左右开始在中山大学组成。它是在何思敬的指导下，由中山大学进步学生张直心、杜埃、陈维岳等进步同学共同发起组织的。“突进社”成立后，在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的过程中，继续在中大、广州大学、执信中学、越山中学、广雅中学、南武中学、中大附中等学校发展成员，组织不断地扩大。“突进社”的宗旨是团结进步青年，迅速突破国民党的种种压迫，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1936年6月间，张直心在香港参加中国共产党，①“突进社”也成为党的外围秘密组织。
“中青”和“突进社”的建立，使广州革命青年在广州党组织未恢复之前有了领导核心，在这两个团体的组织和发动下，“一二九”运动迅速在广州得到响应。
二、“一二九”运动在广州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独占中国的狂妄野心，在1935年向华北地区发动了新的侵略：5月，向中国提出了在华北的统治权，10月，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开展“自治”运动；11月，又唆使汉奸殷汝耕成立22县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改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傀儡政权，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国民党政府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仍然坚持卖国、内战、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新侵略暴行继续妥协退让，尽量满足日本的无理要求。华北危在旦夕。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的罪行，使中国广大人民更强烈地感到民族危机的严重，因而对国民党政府的丧权辱国行径更加愤慨。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数千人，在中共北方局和北平市委领导下，举行了抗日救国大示威。游行队伍高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国民党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镇压，打伤和逮捕了很多学生。次日，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11日，正当国民党政府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实现“华北政权特殊化”要求的时候，北平数万名学生和市民举行大会，通过了组织民众，共同抗敌，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决议案。会后，学生们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延期成立。
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消息传到广州后，“中青”、“突进社”联合“马列主义行动团”、“反帝反封建反法西斯大同盟”等进步学生组织以及“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广州支部”主要成员，在何思敬的具体指导下，发动广州学生迅速起来响应，连续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集会和示威游行。
1935年12月12日，广州青年学生举行了第一次抗日示威游行。中大“中青”和“突进社”成员以及进步青年都参加了。他们与各校青年汇合，形成了一支4000多人的抗日大军，浩浩荡荡奔向市中心，沿途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全国一致抗日!”等口号。这次游行结束后，各宣传队、讲演队分别到广州市内务太中学校进行串连发动工作，进一步推动各校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经过20多天的宣传联络工作，使广大青年学生进一步提高了思想觉悟。12月31日，举行了第二次抗日示威游行。省教育厅事先得知此事，立即下令各校停课放假，不准学生留校。广雅部分学生被锁在校内，他们在中大同学的支持下，冲出校门，与执信、知用、大中、教忠、女师、庚戌等校学生汇合起来参加游行。游行队伍达几千人。他们派出“中青”成员曾振声(曾生)等六名代表，向国民党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请愿，提出质问和要求：一、国民党当局为什么要禁止学生参加抗日运动?二、两广政府平时叫喊“抗日”，为何日寇大举侵犯我华北却不表示抗日态度?三、立即取消压制民众抗日自由的一切法令，保障民众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利。西南政务委员会派出一个秘书来接见学生代表，敷衍了一番，说什么将把意见“转达”上去。群众对此极为不满。
1936年1月9日，学生们举行了第三次游行示威。虽然国民党当局又进行了百般的阻挠，但是由于“中青”、“突进社”等组织事先对各校学生做好了宣传联络工作，他们对国民党当局破坏抗日游行的阴谋进行了勇敢的反击。当万人的游行队伍到达长堤新填地广场时，举行了广州市学生抗日大会，一致通过成立“广州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并通电号召全国学生继续开展抗日运动，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南京政府的投降卖国政策。抗日大会后，游行队伍到省教育厅前示威。教育厅大门紧锁，不见人影，愤怒的学生高呼：教育厅为什么要阻挠学生参加抗日运动?要厅长黄麟书出来回答。许久，教育厅没有一个人出来，于是学生砸开大门冲进去，把教育厅办公大楼的桌子和玻璃窗等打得粉碎，并把教育厅的牌子拆了下来，抬到中大附中高中部操场当众砸烂。
1936年1月13日；广州青年学生在爱国情绪的激励下，自发进行了以广东国民大学附中、市二中为主，有中大、勷大等校学生参加的第四次示威游行。13日上午9时许，这支队伍到达荔枝湾汇合，各校总人数有八九百人。当游行队伍刚刚走到桥头，就遭到广东当局血腥镇压。警察局侦缉雇用的黑社会打手 50多人打着“广州市民抗日锄奸团”的旗子，迎面向游行队伍走来。开始同学们还以为是市民来参加游行的队伍，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突然这班流氓打手抢上桥头，扔下旗子，大喊“杀啊!”挥动铁棍、斧子，拔出手枪，冲过来就打，同学们与这帮暴徒英勇搏斗。有几十个同学受伤，有几个中大同学被抓去。荔枝湾惨案的第二天，陈济棠发出紧急布告，宣布全市戒严，封锁省港澳交通。大批军警日夜巡逻，石牌路上禁止市民来往。何思敬及中大进步教授邓初民被迫逃亡香港。中大爱国同学连续被秘密逮捕。中大纠察队队长冯道先惨遭杀害。
荔枝湾惨案后，“中青”领导人王均予提出要发动群众组织“荔枝湾惨案”后援会，发表告民众书，控诉国民党当局的血腥罪行，营救被捕同学和援助受难者家属；同时提出要避开国民党大逮捕大屠杀的锋芒，进行更有效的斗争。“中青”和中大各革命组织共同发起签名，要求中大校长邹鲁向当局提出放人。进步教授肖隽英亦出面做邹鲁的工作。最后邹鲁被迫亲自坐车到广州市公安局保出了中大的学生。
在“一二九”运动中，广州学生冲破国民党当局的重重阻挠，掀起历时一个月的抗日民主运动，使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广州又重新复苏。虽然荔枝湾惨案后，广州学生大规模抗日救亡运动表面上被压了下去，但广州的抗日救亡运动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指引下，正朝着更广泛更深入的方向继续发展着。① 据张直心回忆，他于1936年3月由薛尚实介绍入党，预备期3个月，1936年6月转正。据薛尚实回忆，他由北方局派来广东发展党员时是在1936年6月。三、广州爱国救亡运动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由于“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内的推行，致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战争中失败，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不得不撤离中央苏区，于1934年10月，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月红军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此中国革命实现了伟大的转折。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不久公开发表，通称“八一宣言”。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结束了历时一年的长征。并于同年12月17日至 25日，在瓦窑堡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并强调“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会议结束后两天，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指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促使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主张，在广州得到广泛的宣传贯彻，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广州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首先，“中青”在王均予的领导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上来。活动方式也纠正了过去存在的关门主义倾向，改为面向群众，以搞公开合法活动为主。1936年夏天，“中青”和“突进社”共同建立了由广州基督教青年会主办的“广州民众歌咏团”，成为各界青年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统一战线组织。这个歌咏团开始是100多人，后来发展到1500人，其中多数是青年学生，小部分是店员、工人、青年农民。随后，“中青”和“突进社”又在广州基督教女青年会举办歌咏团，发动女青年200多人参加。这两个歌咏团以教唱抗战歌曲为主，通过教唱和学习革命歌词的内容，激发爱国热情，追求真理，从中教育培养一批进步力量和骨干。
为了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广州地区新的抗日救亡组织纷纷出现。1936年8月，广州各文艺团体与刊物的青年作者，各种读书会、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以及中大、勷大、广雅、教忠、执信、市二中、市美专等学校的进步青年200多人联合成立了广州艺术工作者协会(简称市艺协)，会员共400多人。他们分别在理论、小说、诗歌、翻译、新文字、形象艺术、戏剧等方面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在广州文艺界造成较大影响，为文化艺术与抗日救亡运动的统一结合作出了贡献。
成立于1934年4月，原以辅导学校进行戏剧活动为主的峰社话剧团，在共产党员的推动下，也于1936年9月改组为广州锋社话剧团，象征要做抗日先锋，此后便着重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他们的成员经常在工厂或街头演出救亡短剧，还深入南海、三水、清远、东莞等农村去演出通俗抗日剧目，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激发人民抗日决心，对促进广州等地区抗日救亡运动起了一定作用。
中山大学是广州学生运动的策源地，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出现一批进步组织。1936年10月由“中青”、“突进社”等共同牵头，把学校中的进步学生组织团结起来，成立“中大救亡协会”。随后，以“中青”和“突进社”为主，联合各进步学生团体，成立了“广州学生联合会筹委会”(又称“地下学联”)，以统一领导和协调各大中学校的抗日救亡运动，使广州市的抗日救亡运动日益深入广泛地发展，形成新的高潮。在运动中，广大的人民群众从实践中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救亡的，许多人在寻找共产党，这就为中共广州组织的重建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同时，在“中青”和“突进社”所组织的革命活动中，使一大批先进分子经受了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在政治上逐渐成熟起来，为广州市委的重建和广东党组织的恢复输送了干部。
四、广州党组织的重建
为促进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1936年春，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天津任北方局书记，加强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以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为此，恢复一些地方被破坏了的党组织是北方局的重要任务。
王均予到广州后，一直同留在上海、原是中央出版部工作成员的易吉光保持通信。1936年4月，易吉光与中共北方局取得联系，并奉北方局指示，负责联络白区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易吉光把王均予在广州建立“中青”、开展活动的情况向北方局作了汇报。经北方局同意，易吉光通知王均予到天津直接同北方局联系。
王均予于1936年5月抵达天津，向北方局领导人李大章详细汇报了广州“中青”活动的情况，并向北方局提出了恢复党的组织关系，给予活动经费和派一名广东籍的干部到广东工作的要求。北方局同意王均予的意见，并向他传达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由李大章向他布置了任务，指示他即回广东建党，可首先以“中青”盟员为建党的对象，建党后组织关系隶属于北方局。北方局还派了全总华北办事处主任、广东梅县人薛尚实(老孔)①到广东开展工作，让王接受薛的领导。
王均予接受指示后，在1936年6月自天津返回广州，开始发展党员的工作。他首先在“中青”发展了麦蒲费、林振华两人入党。9月，王、麦、林三人组成中共广东工作委员会(简称广东工委)，然后以广东工委名义在广州外县继续发展中青盟员入党。到1936年12月，凡有“中青”组织的地方，都先后发展了党员，总数达100多人，并相应建立了党的支部。薛尚实于 1936年9月在香港成立了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南临委)，进行广东党组织的重建工作。薛尚实认为广州成立领导机构的条件已经成熟。在他的指示下，经南临委同意，广州市委在 1936年12月重新成立。王均予任市委书记，原“中青”盟员麦蒲费、林振华、周明分别任宣传部长、青年部长②和职工部长，组织部长由薛尚实在香港发展的党员罗范群担任，从此中共广州市组织正式恢复。
中共广州市委成立后，广东工委因一直得不到南临委的承认而自行撤销，改组为广州外县工委。在中共广州市委的领导下，外县工委继续派人到外地去进行建党活动。先后在中山、东莞、新会、高要、南海、开平、紫金、南雄、阳江、阳春、吴川、廉江、顺德、番禺、台山等15个地区以及澳门建立起中共支部，为广东党组织的重建作出了贡献。
中共广州市委重建初期，中心任务是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大力开展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当时广州的形势对革命有利。1936年6月，爆发了“两广事变”，陈济棠和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反蒋，7月，“两广事变”失败，陈济棠下野。这时，国民党的各派政治势力乘机渗入广东，但立足未稳，一时无暇顾及人民抗日救亡的斗争。同时，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在全国抗日救亡高涨的情况下，广东国民党当局从策略上考虑，也不敢过分公开压制民众的抗日运动。中共广州市委分析了这个形势，提出“走出秘密、狭隘的进步群众小圈子，大力发动公开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工作方针，同时根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从反蒋抗日变为“逼蒋抗日”的方针得以实现的新形势，中共广州市委指出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时，应尽量减少对国民党当局不必要的刺激，政治色彩不要搞得太浓。因此，市委决定这一时期的工作首先从文化活动入手，通过歌咏、戏剧、世界语、拉丁化文字研究等形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为了加强这方面的组织领导，市委属下成立了文化支部(又称戏剧支部)，锋社话剧团和艺协戏剧组都直属文化支部的领导。在当时影响较大的“广州民众歌咏团”、“世界语协会”、“拉丁化研究会”等，市委都派了党员去直接领导，并加入他们的组织。
为了更好地发挥青年的先锋作用，市委加强对中山大学、勷勤大学、广雅中学、教忠中学、广州学筹会以及一些小学的中共支部的领导，以推动各学校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地开展。市委还根据前一段工作的情况和形势的要求，决定在开展文化活动和学生运动的同时，大力开展工人工作，在原有工人支部基础上积极发展党员。市委派出党员、青年学生到工人中去活动，尤其在油业工会、印刷工会、邮务工会以及手车工人、公共汽车工人、苦力运输工人、橡胶工人中活动更多，对他们加强抗日宣传，进行阶级教育。同时，帮助工人成立救亡社团，利用公开形式把他们组织起来，并开办识字班、工人夜校等，尽一切可能地团结更多的工人群众，使他们摆脱黄色工会的控制。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工人中有10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市委在工人中建立了工人党支部，从而使中共组织恢复对广州工人运动的实际领导。市委还进行了妇女方面的工作。市委重建后，首先在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的知识青年中发展了女党员，建立了妇女支部，以团结教育各阶层的广大妇女也负起抗日救国的使命。
在中共广州市委的领导下，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这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① 原名梁华昌，后改为薛尚实，1936年初化名孔尚土，又称老孔。
② 1937年5月，梁嘉任青年部长。